对「自由」尊重与捍卫──台北国际书展与二二八和平日运动的三十

,週一,晴,当年度台北国际书展的最后一天。中午时分,郑南榕基金会与逗点文创结社,在主题广场举办了《名单之外: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新书发表会,这也是书展首日副总统陈建仁在独立出版联盟摊位购买的书籍。

《名单之外:你也是受害者之一?》谈的是1947年二二八对整个台湾社会的影响,正如发表会上对谈者、「共生音乐节」发起人蓝士博提到的,二二八并不是族群问题,而是国家机器对社会撕裂的伤口,这起事件让台湾人对公共议题冷漠以对、对政治情况噤声不语。虽然号称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台湾人对于民主的理解程度并不特别进步,也少有立论鲜明清楚的政治行动,二二八,以及后续的白色恐怖与清乡行动,是造成这个情况的主因。

不过,三十年前,亦即1987年,郑南榕就为了纪念二二八事件,筹划进行了「二二八和平日运动」。郑南榕认为:得让大家知道这件事、一起纪念这件事,才能避免类似的事再度发生。当时郑南榕的和平日运动其实只是短短的游行,但已经让有关当局高度注意──事隔三十年,现在历史课本也讲了二二八、这一天也成为国定假日,但真正明白这个日子背后意义的人,可能并不比当年多多少。

有趣的是,仔细想想,「台北国际书展」的前身「全国书展」,也是在1987年开始举办的。

在解严之后,台湾一下子从戒严时期冲进资本挂帅的后现代,跳过了后殖民、跳过了转型正义,关于民主,有点儿边摸索边前进的感觉。而也在解严之后,台湾拥有了更开阔的出版空间,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出版社,以及每年数量傲人的出版书种。

早先几年,读者到台北国际书展大批购书的情况的确常见。彼时通讯科技不像现在这幺发达,网路书店还没出现,有些读者得要在书展现场才有机会一口气接触到这幺多书,自然要趁机会儘量购足。于是,较平常更低的折扣开始出现、买越多越便宜的促购开始出现、使用大声公的吆喝叫卖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直销也开始出现。台北国际书展,渐渐比较像是「台北图书折扣卖场」。

折扣卖场没什幺不好,那是大量选择、便宜採买的购物型式,或许很适合一年一度市集式的展场。但当「便宜」与「方便」这两件事被越来越普及的销售管道取代之后,「台北图书折扣卖场」的效益自然也就年年下降。虽然主办单位每年都想方设法拉高入场人次,但参展的出版社普遍认为参加书展「效益不佳」──这里的「效益」指的自然是业绩,不过三十年来,台北国际书展是出版社难得能与读者直接面对面接触的时机,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的对话,理应不只有销售交易。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出版新秀投入独立出版,或者开设独立书店,后来更筹组独立出版联盟,除了连结国外的独立出版之外,也将国内的出版品带向国外书展。独立出版联盟一直是台北国际书展当中最有活动、最有想法的展区,同时也是台湾「出版自由」特色的具体呈现。2017年,独立出版、独立书店以及NGO团体被规划在同一个区块,形成书展里的「公民阅读」区,打破制式的空间规划,让讲座的互动与讨论都出现更多可能。

这是文化部及主办单位理应使力的方向:在制度面(例如场租补助、展区规划)予以协助,就能使原先就参加的出版社更愿意在自己的展区开闢与读者近距离接触的活动区块,更能吸引先前未曾参展的出版人加入,在各自发声后凝成一种多元面貌──至于这个「面貌」是「促进国际出版品交流」、「版权交易」、「读者好康大放送」还是综合一切的万花筒,将由参展出版人自主的决定汇聚而成。

2015年在中国「被失蹤」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趁着2017年国际书展期间访台,但过程一波三折,还有媒体指出,因为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及市场等种种顾虑,所以有些独立书店无法配合参访或活动行程。独立出版联盟及台湾独立书店文化协会都对此发出澄清说明,几场理应会被视为「敏感」的活动也照计划在国际书展会场进行。

从这个层面来看,走了三十年的台北国际书展,或许在2017年更精準地连结「出版自由」的意义,更确定未来理应前进的方向,与纪念「二二八和平日运动」三十週年的新书,产生了微妙的呼应。

当然,不是所有出版社都不会顾虑所谓「中国因素」。但就像有的出版社维持折扣卖场的思维、有的出版社设法规划讲座空间一样,台北国际书展一如我们期待的台湾社会,将渐渐成为一个有能力包容多元、也有能力呈现多元的环境──而这一切,都奠基在我们对「自由」的尊重与捍卫之上。